後現代東亞：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之下的移工與公民

本篇參考新聞：

　　對於大多數生活在後現代東亞，忙碌於維持生活的中產階級來說，二戰有如八百年前的事情。現在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時代。當我們審視媒體與我們的日常用詞，就會發現新自由主義的「市場」、「競爭」、「合作」等用詞是如何瀰漫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氾濫到如空氣般令我們無從察覺。而對我這種中產階級家庭出生、成長，並且面臨未來就業選擇的大學生來說，衡量世界的方法也越來越偏向使用「薪水」和「經濟競爭力」這類的量尺上。這一定程度地讓我們走入企業羅織的規則和陷阱之中。

　　曾嬿芬所寫〈低工資與台灣人才流失的困境〉一文，非常明確地點出了台灣年輕人面臨的就業市場推力。當讀大學變成一種不划算的投資，台灣年輕人勢必會為了提高自己的投資報酬率，出走到能夠付高薪水的國家。正如為文最後寫道「壓低工資，犧牲多數人的利益，結果是重創愛拼才會贏的動力、並造成大量人力流失的局面。」對我們這些有選擇的人來說，出走似乎是一種展現、實現自我價值的積極作為。「美國夢」和「中國夢」被抹上「正面力量」色彩，象徵任何人來到那裡，不管其原先出身的社會階級、種族膚色，只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，均能過上更好、更富足、更圓滿的生活。

　　但是出走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拾獲尊嚴的方法嗎？對於走出自己國家、走進臺灣的移工來說，到海外工作這件事可能又與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。〈第一廣場，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〉一文，描述為了奉獻給家庭而來到臺灣的移工，因為語言和文化的隔閡、社會上的不瞭解和歧視、工廠中不人性化的對待，而喪失了尊嚴的景況：「新來的移工卻因為聽不懂中文，也不習慣噪音巨大的生產線，甚至不願意開口說話，他們靜默如雕像、將身體封閉成地窖。」他們原本所擁有的身分認同，在製造業把他們變成「生產要素」的過程中狠狠被剝奪。在把人變成機器一部份投入生產後，個人所背負的文化、國籍、歷史通通都不重要。前文指出台灣的老闆只想要人力、不想要人才，所以逃出臺灣的台灣大學生去尋找自己的「才」和尊嚴；而遞補他們位置的東南亞移工，原本可能抱持著和台灣大學生相同「尋找生命尊嚴、更高自我價值」的想法，但卻來到一個更加喪失尊嚴的工作環境。

　　自從工業革命以來，世界各地一直在邁向「現代化」的道路。這條路帶著我們走過了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、世界大戰還有冷戰，如今走向了一個全球化的社會。而後現代主義作為現代化的一種反思與傳承，提供了我們不一樣的思考方向。究竟長長的現代化的過程中，誰受利最多？或許人民終於可以透過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等現代化發展，掙脫政府和宗教等中古強權的限制，從無產、中產一路爬到的大企業家。可是現在，新的階級已經形成，新的剝削也層出不窮。〈褪色的美國夢──移民是種創傷〉一文，指出許多亞裔移民者把收入看作第一優先，卻忽略了去到另一個國家要面對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創傷，以及這些創傷對於生活品質造成的成本。〈問題不在民粹，而是政府過度討好財團〉更深刻地指出，在這個以經濟掛帥的世界中，不只是台灣政府、學界太過偏袒財團，美國亦然。文中以蘋果公司的庫克為例，指出美國的企業雖然叱吒全球，但是卻不肯向美國政府繳稅。政府對於企業束手無策，就拿美國的公民開刀。在美國也有失業率高、人才外流到中國及澳洲等情況，政府發現這個問題後，規定「在美國境外工作的美國人，除了得繳交工作所在國的稅外，還得向美國政府繳稅，變成雙重經濟負擔，以致於近年來，放棄美國籍的美國公民人數屢創新高。」這顯示了，在這個經濟發展掛帥、企業追求利潤、政府被貨幣吸引的世代裡面，特定國籍並不能保證你受到時代的眷顧，誰都可能在這個資本階級中，變成弱勢的一方。

　　世界各地的公民都在吶喊著「政府失能」。而政府到底失能在哪裡？以前，國家、政府給我們的是保衛國民不受到外國勢力侵擾、不使人民失去居家安全。現在，國家和政府維持的這個沒有大規模戰爭的「和平」盛世，給了誰最大的好處？坐擁世界99%收入的企業家是最享受的那一個。而世界不和平的那些地方，比如說敘利亞，又何嘗不是經濟凋敝、族群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所引爆的。而墨西哥的黑道幫派、巴基斯坦的恐怖組織，背後又有多少軍火商和毒品商在大賺戰爭財？在這個經濟搶走價值解釋權的世界裡，國家和政府的腳色應該轉換成保護人民在資本階級嚴明、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中，不受到剝削、不使人民失去居住等基本權利。

　　如今，企業整合他們的資產、錢代替選票，並團結起來一同維護他們的自身利益之時，人民也要團結起來，爭取人口總數99%的人的權益。在這個經濟發展、新自由主義變成主流論述的時代，「理性地個體」把我們打成一盤散沙。人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弱勢情境歸因為自己的競爭能力不足。弱勢的人中，有些人選擇力爭上游，比如說台灣早期的創業家郭台銘這一類人；但有更多的人覺得自己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面是孤單的，所以過著自己馬馬虎虎的小日子，或者乾脆對這個世界感到失望。針對後面這一群人，想要反抗這種無力感，首先還是必須了解到自己的生活必須由自己來改變。這聽起來好像是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說詞，非也。縱使行動的主體還是個人，歸因的方式不同會造成不一樣的解讀，也會造成不一樣的行動。把自己的收穫全盤歸因為自我努力成果的人，不會懂得感恩，也不會去思考或改變現存體制。反之，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歸因於環境所然，並懂得扛起責任、懂得感恩的人，會把自己的感知和同理心放到更大的一群人之中。他們會試著看透政府和財團所作所為究竟使誰受益、使誰受害。有這樣的透視能力，再加上他們想要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的念頭與行動，才能帶領這個世界的改變。

　　〈奧巴馬告別演講：走出同温層，親身參與守護民主〉中寫道：「一旦我們把民主視為理所當然，它就會受到威脅。」民主是我們對抗威權的利器。當威權從政府蔓延到企業，現代公民和啟蒙時代公民的對抗對象就不完全相同了。既然擁有武器，就要有拾起武器的能力；唯有為自己的權利奮鬥，才能夠過著更好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