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讀書心得]人的境遇(La Condition Humaine)


  • 作者介紹

安德烈.馬爾羅(Andre Malraux)是法國近代知名作家、思想家,他以《人的境遇》這本個人傑作奪得龔古爾文學獎(Prix Goncourt),這是法國具有指標性的文學獎,其地位猶如國家文藝獎之於台灣、直木賞之於日本。

 

除了獲得龔古爾文學獎這項殊榮,安德烈.馬爾羅的一生饒富傳奇色彩。他於20世紀,這段思潮激盪的時段的第一年:1901年誕生,呱呱墜地於思想開放的花都—法國巴黎。隨後一直待在巴黎成長、求學。空間與時間的錯縱下,或多或少陶養了他之後的文學素養與左派思想。

 

他在1923年,時年22歲,前往當時革命頻仍、左派思想洶湧的亞洲。這一時期,他和當時越南、中國、蘇聯的革命者頻繁接觸。也在這個時期,他醞釀了《人的境遇》的主要脈絡—清黨事件。回國後,他在新法蘭西雜誌社工作,發表諸多左派文章,並對法西斯主義強烈抨擊。甚至在1936年,他參與西班牙內戰,支持西班牙共和國。無論是在文學上的呈現,或是軍事上的表態,種種跡象都顯示其實馬爾羅思想偏左,反映出20世紀的法國左派思潮風起雲湧。

 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,他在法國戴高樂政府中膺任過新聞部長、人民聯盟的全國代表、國防部長以及文化部長。其政治經歷相當頗豐,與他在文學上的造詣齊放光彩。

 

  • 書評

《人的境遇》以1927年的清黨事件為經,以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各種群體為緯,交織出一篇饒富哲思、衝撞激迸、史詩般的紀實小說。馬爾羅不落左派小說的窠臼—只著墨於下層階級的可憐,他同時闡述革命者、被推翻者的雙方立場,配合當時上海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民族之背景,宏觀的呈現時代脈動。

 

Oriental Pearl Tower, Shanghai, City, Skyscraper

1920年代的上海的確是「東方明珠」,它有先進的自來水系統、相對便利的運輸設備、源源不絕的龐大資本挹注於此,它是「決定中國命運的大都會[2]」。但繁華背後是麻木與庸碌。上海一帶洋廠林立,一幢幢洋廠裡面卻是夜以繼日、薪俸微薄的工人,他們像螺絲釘一樣,被視為生產工具,老闆毫無人性的對待他們—強迫加班、剝削薪資、提供極差的工作環境。這些長期性的暴行激起勞工的憤懣,終至訴諸革命。

 

上海工人起義主要討伐軍閥與洋商。這兩者以資本主義、帝國主義等手段,將上海搞得混沌昏暗、局勢詭譎、下層階級民生凋敝。書中一位中國資本家劉鐵玉以一句話道破當時的荒謬:「難道中國有一個土地的地主不是軍官家屬嗎?[3]」,這顯示軍閥割據之惡、隨著軍閥割據而來的裙帶資本主義(crony capitalism),以及社會高度分配不均。

 

全書一開始先以一場情節緊湊的暗殺開始,凸顯出共產黨起義前的詭譎。馬爾羅以「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圍中激盪,像夾著許多火星的一片漫漫濃煙在躍動[4]」來描述工人起義前的上海氣氛—惶恐、徬徨、躁動。「魔都」上海瀰漫著一種起義前的不安定感。

 

革命期間主要有三大派系,共產黨、國民黨、以及「國民黨左派」。共產黨一派有陳、強矢、克拉皮克、吉索爾、梅等人;國民黨一派有蔣介石、費拉爾、劉鐵玉等大資本家;國民黨左派則是一些暗中協助革命的黨員,但他們一樣不接受蘇維埃政府。

 

*陳--革命的殉道者

 

革命派中,最先出現的人物是陳。陳是激進共產黨分子,他象徵革命裡的壯烈犧牲。他本出身於勞工階層,深諳勞工受壓迫之苦。馬爾羅相當細膩描繪第一次殺人的驚惶失措。陳在埋伏時極端緊張,竟然以匕首刺自己的左手臂,以銳利的痛覺讓自己專注;暗殺完畢後,他久久不能拔出深嵌於唐寅達心臟的匕首,不是因為沒力氣,而是因為恐懼。匕首甚至形成一種屍體與殺手之間的連結,屍體的冰冷以「恐慌的電流[5]」之型態,透過匕首,震顫著陳的左心房。

 

殺死唐寅達後,陳開始趨於恐怖行動、開始嗜血,他知道自己終究會為革命犧牲,但他「若不能在勝利中生存,那麼除了呼喚死亡之外他又能怎麼樣呢?[6]」,這也為他之後的悲壯犧牲埋下伏筆。

 

對陳而言,革命成了一種宗教,是一種對自身理想的信仰。有些人為了民族主義革命,欲清除洋人在滬勢力;有些人為了窮人的尊嚴送死;而陳,他要消除苦難,實施人道。他憑著近乎狂熱的激情,暗殺蔣中正,最後吞槍自盡。

 

*強矢--革命的理想家

 

接著出場的是強矢(Kyo Gisors),他是法日混血兒,象徵支持革命的知識份子。他想建立一個「蘇維埃中華[7]」,一個烏托邦式社會,並走「以城市包圍鄉村」路線。他在革命派裡面膺任類似「軍師」的角色,負責統籌大局。但在過程中,他遇到兩個革命常見的困境—背叛與內鬨。

 

當國民黨要求革命者交出武器時,並威脅,若不服從國共關係就決裂,他一口拒絕,但他的夥伴沃洛金卻說出驚人消息:「莫斯科不會忍受咱們現在退出國民黨。[8]」,史達林打算犧牲中共,去壯大自己的第三國際。一波為平,一波又起。共產黨內有些革命派覺得過了許久仍未見革命成效,革命中又是三餐不繼,於是焦慮、急躁、徬徨醞釀出內鬨氣氛。他們打算半途而退,甚至有些人寧可去勞裡混口飯吃,也不想繼續參與前途渺茫的革命。

 

故在清黨開始前,革命呈現膠著狀態,蘇聯的野心漸顯、革命黨內部混亂。上海持續罷工,日子開始由玻璃的碎裂聲、頻傳的槍聲、衝突時的吶喊構成,革命派在此時感到無奈與無力,整個上海「在束手無策、貧困和仇恨中沉睡。[9]

 

*德.克拉皮克--革命的搖擺州 

 

俄國人德.克拉皮克則是一個搖擺不定的角色,他起先幫助革命派,劫掠山東號奪取武器;但最後又出賣了強矢,在四月十二號清黨時,喬裝成水手,乘船逃回歐洲。他靠著外國人的面孔、長袖善舞的社交手腕,在上層社會混的風生水起。他總偎紅倚翠、醉臥賭場,但他是大智若愚的人,憑藉他廣大的消息網與人脈,洞悉局勢。他在書中以「賣國賊」諷刺那些武器批發商,清楚那些人在軍事上背叛中國,甚至與工廠掛勾,讓勞工生產幫助外國人打中國的武器。透過克拉皮克的一雙醉眼,我們卻看到更為清晰、現實、晦暗的社會動盪。

 

*吉索爾--革命的哲人

 

強矢的父親,吉索爾,是位思想深刻的老先生,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,因為提倡左派思想,被軍閥張作霖逐出北京。這位談吐間滿是雋永氣息的老先生,在革命裡的角色是思想傳播家。他透過一句又一句饒富哲思的語句,協助大學學生們、革命者等人釐清自己最核心的想法。

 

他習慣抽著鴉片,在煙霧繚繞中淡泊的看著世界百態,在與自己獨處的留白中,沉澱出更醇厚的自我。他認為「人人都幻想成為神祇[10]」,誘人的不是實權,而是「可以為所欲為的幻覺」,權力膨脹,人心扭曲,陳對壯烈革命的執著、費拉爾的高姿態、父權社會的男尊女卑,皆導因於此。

 

*梅--革命與愛情

 

強矢的妻子,梅,是位女醫生,梅這個角色象徵當時西方女性的解放,她是位德國人,相貌姣好,學識淵博,與受壓迫的中國婦女形成強烈對比。有次她值班時,看到一位被迫嫁給劣紳的少女自殺,鮮血淋漓,少女的母親趕來,梅安慰她,那母親居然說:「苦命的孩子呀!死了倒是走運呀![11]」由此可窺見中國父權社會下的女性極端痛苦。

 

但,強矢與梅之間的感情坎坷。強矢長期埋首革命,寂寞的她便與其他外國男人有肌膚之親。強矢知道後消沉不已,甚至自怨自艾:「如果我不是混血兒,就不會…[12]」,我認為,這凸顯出強矢對自己法日混血的出身感到自卑;另一方面也彰顯強矢仍受到「西方中心論」之制約,凡事以西方為進步目標,甚至連未身為白人而有輸在起跑點之挫敗感。

 

雙方和解後,梅與強矢一同參與革命。強矢起先百般不願,經過一番掙扎後,認為「接受愛人捲入死亡,這或許是愛情至善至美而不可超越的形式。[13]」,於是帶著梅離開。兩人在張牙舞爪的革命裡,留下了細水長流的愛。

 

*費拉爾--反革命的資本家

法國人費拉爾象徵反革命的資本家,他為了不讓自己的法國銀團倒閉,支持國民黨。倘若國民黨贏了,費拉爾便可以強迫蔣中正向他借錢蓋鐵路,一來活絡自己的銀團,二來將勢力透過鐵路滲透各處。然而,共產黨若滲透上海,這些大財團會被逼著資助共產黨,更別提鐵路興建的入資了。

 

透過費拉爾的視角,可以看見國民黨的立場、列強對革命的態度。首先,國民黨在三月下旬已經察覺到俄國的陰險野心,蔣中正於演說中公開表態:「惟目下他們(蘇聯)已不以輔佐為滿足,竟以主人自居,意在藉暴力專橫統治全黨。[14]」清黨行動悄然展開。再來,列強對革命的態度起初是不太在意的,他們認為這次工人起義只是平常的罷工,沒想到卻是有軍備武器奧援的反動。即使大多數革命者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,但他們敢衝鋒掐鎮,這種果敢決絕的氣勢正是讓列強畏懼的。

 

最後,本書以《人的境遇》命名,一來是因為「境遇」代表「命運」,但並不代表全然悲觀的「宿命」,境遇這兩個字仍讓人有一線希望,並願意拚命抓住這高掛的條懸念線。「人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,總是超越實利。[15]」,革命是種信仰,這種信仰足以讓人甘願犧牲,只為維護一個遼遠的夢、一個理想國。

 

《人的境遇》以悠揚、染著哀愁的筆調描繪火爆血腥的清黨事件,馬爾羅細筆道出激進革命派的執著、溫和革命派的理想、蘇聯的卑劣野心、國民黨的殘酷無情、列強的陰謀狠辣、父權社會下的女性壓抑。

 

書中最動人的是:革命者的掙扎與猶豫。陳暗殺唐寅達之後,有一瞬間陷入自我唾棄。他覺得自己「不是當初以為的戰士,而只是實行宰殺的祭司[16]」,他認為自己已然不是革命者的身分,成了一位殺手。

 

這兩者最主要的差異,我認為,在於革命者是熱血的,殺手是冷血的。革命者以噴灑的熱血將革命染上壯烈色彩,這種絕美足以賦予濃厚浪漫色彩,讓人們相繼投入革命,這也是為什麼王老師在上課時說:「許多歐洲人看了毛澤東革命成功,深感其浪漫性,遂紛紛投入革命。」殺手則相反。殺手呈現的形象是冷酷、無情、殘暴的,他們就像是中古世紀的傭兵,唯利是圖,為錢殺人。這種赤裸裸的趨利性帶給人極冰冷的感覺,於是人們較缺乏誘因加入殺手行列。

 

其實革命者與殺手,從較為殘酷的角度說,他們都在做相仿的事—殺人、踩踏著他人鮮血向前邁進。最大差異是革命者浪漫化(romanticize)其行動,給人壯烈、絕美、淒豔的意象,故能召集群眾。

 

關於革命的殘酷、嗜血,如網路作家小莫所言:「有些東西,早已成為前行的祭品[17]」。革命是一條停不下來的路,一旦展開就再無回頭可能。革命總踩著犧牲者的枯骨躍動,無論結果成敗與否,總有數不清的血腥殘暴在此之下哀鳴著。

 

此外,書中對命運的闡釋也相當饒富哲思。除了將革命抽象化大格局的命運,更將命運視為足以轉變的跡象,「命運決定了一半,而另一半則操之在我們手上。[18]」,書中出場的各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命運,陳是激情革命、強矢是建立新體制、費拉爾是維護既得利益,他們都為自己的命運努力奮鬥。在這過程中,與同伴的強烈聯繫形塑成革命情感,同生,共死,此情不滅。

 

雖然最後清黨,上海又回復以往的沉寂、悲涼、蕭索,但那些革命者吶喊、掙扎、永不妥協的孤傲臉孔,那些被刺刀、子彈穿透噴灑的鮮血,那些逝去的愛與激情,仍會鐫刻於世人心中,永不漫漶。

 

[2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95

[3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92

[4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6

[5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5

[6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51

[7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36

[8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115

[9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130

[10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190

[11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37

[12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40

[13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169

[14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70

[15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189

[16] 馬爾羅《人的境遇》頁3

[17] 小莫《血祭》

[18] Rose King《馬基維利-權力的哲人》頁16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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