囚鳥


若要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作出取捨,美國作家庫爾特·馮內古特更可能選擇後者。其創作的《囚鳥》一書中,擁有權力,資產的資本家不斷被諷刺,成為笑柄,而身處工人階級的平民則得到可憐和同情。同時,《囚鳥》還通過構造荒誕的情節,將美國20世紀不光彩的歷史事件勾連起來,發掘其中的黑幕,進而揭露資本主義的弊端,描繪新的烏托邦藍圖。但故事最後,《囚鳥》又揭示了時代的局限性,表達不得不放棄改革,順從時勢的絕望。


庫爾特·馮內古特(Kurt Vonnegut,1922—2007)
1.人物和故事

《囚鳥》以第一人稱視覺記錄了從20世紀開始六十多年來的大事,包括大蕭條,水門事件,但在敘述時又刻意打亂順序,情景在'現在'和'過去'兩者間不斷交替。目的是構造出荒誕迷離的故事,避免平鋪直敘的枯燥,這也是黑色幽默小說獨有的特點。

 

 
值得一提的是,主角'我'並不僅僅是一個人,'我'代表了美國20世紀初期出現的一批渴望改善現實的知識青年,他們多是哈佛大學的學生,即代表了世界先進文化的先鋒者。在故事發展中,‘我’的想法和立場的改變,基本描繪了一代青年從反抗到屈從的現實狀態。

在故事開初,‘我’提出了四個真正愛過的女人,而這四個先後愛過的女人,不僅是全書的線索,也是‘我’屈從於時代的四個階段。

 

 
第一個女人是‘我’的母親。 '我'出身在一個傭人的家庭,在偶然機會下,認識了口吃的主人麥康先生,從他得知之前因勞資矛盾導致的大屠殺事件,而這個事件則深深影響了'我' ,'我'從此獲悉社會的階級劃分,認識到作為上層人士的好處。於是‘我’犧牲了寶貴的童年,每日與麥康先生下無聊的棋子,只為成為哈佛的學生(社會認可的上層階級),也希望因此回報‘我’深愛的母親。但是,這時候的‘我’還年輕,入世不深,還有改變世界的野心和鬥志。

第二個愛過的女人是莎拉。 ‘我’與莎拉交往了七年,最終卻因為‘我’出身的低下,配不上莎拉的高貴而分開。莎拉最後嫁給了國務院的紅人,被人譽為下一代總統的克留斯。 ‘我’從切膚的悲痛中,開始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,必須要擁有權力,地位和金錢,這是當前時代的要求。


一度繁榮的美國共產黨

 


第三個愛過的女人是瑪麗。瑪麗出身為工人階級,她母親因為被資本家剝削而丟去性命,後來瑪麗也因此加入了美國共產黨,盡一切力量為工人階級謀利益。瑪麗在書中實質象徵了美國少數堅持反抗現實,反對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,而在美國歷史中,這類人的結局非常淒慘。瑪麗(堅持反抗的人)晚年為了逃避資本家,政治家的迫害,成了一個骯髒的流浪漢,一人住在地下的廢棄修理廠,睡在又髒又臭的工廠公廁裡。而她領導的拉姆傑克集團,實質是像徵美國一度繁榮的反抗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,雖然已擁有大量資金和人力,但是最後依然只能宣告失敗:被資本家併購,被政治家侵蝕,即被資本主義吞噬了。 '我'曾出過一分力,嘗試與瑪麗在一起(加入美國共產黨),但麥康先生的反對,斷絕了他的金錢來源(現實),於是他不得不離開處於工人階級的瑪麗,接受資本主義的利誘,成為資本家。

最後一個愛過的女人是妻子露斯。婚前為了討好露斯,‘我’接受了賄賂,為她買一整套奢侈的服裝。婚後,為了生活養家,‘我’不得不接受尼克鬆的好意,最後與尼克松同流合污。這個階段的'我'已經順從了美國的現狀,不再為改造現實而努力,不再幫助那些處於底層的工人,於是作為懲罰,'我'在最後被送進象徵資本主義社會的監獄裡,成為被囚禁於時代的一員。

 


2.對資本主義的抨擊

在《囚鳥》序幕中,作者寫過一隻德國牧羊犬的故事,這只牧羊犬因為經常被車撞,已經站不起來了,但看見來往的車輛,它還是要目無懼色地追趕和撕咬。結合作者的人生經歷,不難發現這只牧羊犬正是像徵作者自己。

在一戰二戰時期,美國人反德情緒熱烈,美籍德裔的庫爾特·馮內古特因此備受美國人的歧視,他也因此發現了美國的黑暗和腐敗的根源。

故事說到‘我’離開監獄之前,插入了迪桑柴博士的一則小故事:極其愛國的博士利用一種詐騙性投資(龐氏騙局),獲得超高額的利潤。故事主角不僅諷刺了此人,還諷刺美國毫無新意,用此法從30年代的大蕭條實現快速富裕,構造人人安居樂業的假象。而博士最後入獄的結局,實際象徵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弊端。


1936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人大罷工

另外,在資本主義社會中,資本家和工人階級是對立的,因此必定會發生勞資矛盾,但無論從經濟還是地位分析,鬥爭的勝利者總會是資本家。在'我'與瑪麗的故事中,'我'詳細寫下了惠斯勒('我'在文中少有的尊敬的人)演講的發言,其中就有一句:“法律規定,誰敢站出來保衛工人的基本權利,他就可以開除此人,這就是灌鉛的骰子。警察會保護他的產業,卻不會保護你們的人權,這就是灌鉛的骰子。”資本主義社會實質由資本家獨裁,通過犧牲大部分人的利益,讓少數人富起來,制定的法律也是偏向維護資本家的利益,因此工人的利益很難有保障。

  
《囚鳥》對此觀點明確:同情工人,諷刺資本家。序幕中寫到資本家丹尼爾麥康為保住產業,請來了由資本家擔任的軍官、警察,對抗手無寸鐵的罷工工人。結果演變為大屠殺事件,工人死傷無數。通過對兩個勢力的對比,作者在開篇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,也諷刺了資本家的貪婪和殘忍。除此之外,後文寫到的鐘錶公司為利益害死全廠工人,還有資本家格雷特豪斯利用政治權力賣毒品,則都是對資本家的狠狠抨擊。

在敘述薩柯和樊才蒂案件時,《囚鳥》更是將戰爭的根源與貪婪的資本家聯繫在一起。 “他們兩人都不謀而合地思考著商業運作的殘酷,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這種爾虞我詐的爭奪的延伸,少數人可以在那裡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來為自己賺錢。 ”一戰時歐洲戰場需要大量皮革,鋼鐵,汽車,石油等物料,面對利益,資本家並無憐憫之心,他們一面說要維護和平,另一面又大量出口軍火原料,通過維持戰爭收穫巨大收益。說到底,戰爭也不過是資本家用於資本擴張的手段。


在國界上打排球的人們

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,作者不僅將其揭露出來,還在故事中提出新的構想,這段文字在惠斯勒的演講和'我'的遐想中都有提到:“只要讓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財富,解散了他們各自國家的軍隊,取消了他們的國界,只要他們從此以後互相以兄弟姐妹相待,戰爭就永遠不會再來。”這個構想其實就是烏托邦的基本藍圖:消滅資本階級,實現財富集體公有,取消國界,不分彼此,因此不再因政治和經濟利益發動戰爭,傷害人的性命。為了支持這個構想,《囚鳥》還提出了好幾個例子,其中之一是以立陶宛和波蘭抵抗伊凡雷帝的歷史,表明人同屬一個祖宗,都是不分彼此的地球人。

 
只可惜,正如《囚鳥》中瑪麗的命運,擁有這種思想的人會被當作精神病人看待,'我'後來也意識到建立烏托邦世界的幻想是不能實現的,和平時代下的人們早不如在大蕭條和戰爭時期般擔憂未來,而是安於現狀,不再關心時事。序幕中說到的作者的父親就像徵了這類人,象徵當今時代的特徵,他們寧願花時間研究一條木柴,也不願再對改善現狀作出一絲貢獻。 '我'在最後得知拉姆傑克集團被罪犯,大公司吞噬時,也發出了絕望的言論:“你們知道這個星球最後會因什麼而滅亡嗎?”“是完全缺乏嚴肅的態度,大家對正在發生的事情,將要發生的事情,或者我們當初是怎樣陷入這一團糟的,都已不再關心。”須知道,要改變現狀,一個人甚至是一個大團體的力量都是微薄的,必須要所有人共同認知和努力,但如上面所說,'我'已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大海一欲逆流的小水滴,掙扎無用,只能隨波逐流,順從時代的趨勢生存。

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員,庫爾特·馮內古特通過創作《囚鳥》,不遺餘力地脫下資本主義社會的面具,諷刺美國20世紀的黑暗,因而表現出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。在故事最後,當'尼克松'盤問主角為什麼受到美國恩待,還要對美國經濟制度那麼忘恩負義時,主角則以美國工會組織者,美國社會黨領導人鮑威斯哈柏古的話作為答案:“因為基督在山上的教諭。”其大意即是:不像那些自私,貪婪的資本家,我還有關懷人性,反對暴力的良心。

本文章發表於:書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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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 days ago #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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